论文关键词：中国性别传播[①]，政策法规，实质性歼灭，双性同体，阴阳相生

引言：我们要研究什么？

中国性别传播研究的主题是以中国视角关注中国问题的性别传播研究。它主张从中国现实出发，切实地关注中国的本土问题。通过将中国古代性别理念与现实观照相互结合，以期逐步在中国建立起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方法的性别传播研究。比如京剧表演和B超堕胎这样有关性别的现象，对于西方人是费解的；但对于中国人，我们却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它们反映了两个差异极大但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有关文化艺术；一个有关人们日常生活。这些都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世界，以及将其勾连在一起的性别传播息息相关。京剧，也称国剧，是中国的国粹。它高超精妙又细致入微地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锣鼓、化妆、脸谱等艺术门类的美学观念和基本思想。中国艺术中这种男扮女装现象反映了国人怎样的文化意识和性别意识？这是我们性别传播研究所要着重关注的理论现象。B超堕产女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它是否引起了大众传媒以及我们性别传播研究的足够重视？我们如何批判性地认识这一现象？

西方主流的性别传播研究不会关心这些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提出研究中国视角的性别传播研究有两个重大意义：1，只有这些才是我们的真问题，只有这些才是我们最有可能研究的问题，只有这些才是落到我们生命实处的问题；2实质性歼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研究个体的独特经验出发，才更有可能丰富性别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这就引出本文的第一个内容：中国视角的性别传播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要研究自己的问题，需要从差异性出发。几乎在任何文化中，都存在颂扬女性或者贬抑女性的言辞。因此，找到一些这类言辞以证明某种文化是否存在女权主义观点的萌芽，或者证明它是压迫女性的男权文化的代表，等等，都是不足为训的。

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是我们从事性别传播研究的最终目的。但是与西方社会中的女性问题相比较，出现在中国的现实问题是有差异的。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和现实生活也为我们从学理上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与西方不一样的视角与途径。因此，所谓中国视角的性别传播研究，就是两个任务：1）发现性别传播视角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学术路径；2）从中国特有的哲学思想和性别观念出发，找到这一领域内独特的中国性别理论及其方法论。我们深信，从中国本土的现实与思维出发，不但可以更好地解决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也可以为全人类的妇女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理论资源。

以下我们从国家政策、实际问题和哲学观念三个角度出发对此分别予以说明。

一、“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的政策法规

中国的性别地位及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主导甚至决定的，更有论者认为这种从政策法规去主导女性或者性别发展的情形是一种“国家女性主义”。[②]国家的政策法规当然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形式，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表现尤甚。但很可惜这种状况一直为我们的性别传播研究所忽视。因此，本节拟讨论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策法规与女性地位变化的现状与问题。我们先看毛主席的一首诗：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1961年2月）

毛泽东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首著名的诗，典范性地为我们描写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女性的“性别形象”。应该说这种形象的媒介呈现不是孤立的，它还出现在新时期许多其他的媒介领域。这些通过诗词、社论和宣传画（见图1）等方式广为传播的女性的文本表征，可以历史性地告知建国初期国家构建或试图构建的性别形象及其发展。通过对此的历史阐释和批判性分析实质性歼灭，我们借此可以思考这种性别形象的——正面、负面——意义所在。

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女性是否应当如同毛主席的诗词中所描述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或者恰如特定时期画报所描绘的战斗形象，现实生活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这种描绘在特殊时期的意义并不一定是负面的。一方面它矫枉过正般地修正了旧中国对女性以及女性地位、功能的歧视；另一方面也切实地改善了新中国的女性地位。这也给我们思考性别形象和性别观念的相对性和时代性提供了独特的富有现实意义的视角。

此外，通过这些历史记载，我们了解了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女性形象的一种全新设想和美丽描绘。不可否认，相比于旧时代，女性在新中国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实际生活中，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改善，中国女性地位的这种改变体现在方方面面。

以下我们从国家政策、社会发展、经济地位、教育公平、出生权利以及就业发展等多方面，对新中国建设60年以来，女性地位改变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仍然存在的问题在短时间里做一个素描。[③]

1）取得的成就：

中国女性在过去一百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封建制度走向解放，再走向法律上的平等。性别平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事实——已经逐渐成为国人的一种普遍共识，这种成就也为国际社会所瞩目。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开幕式上申明：“男女平等是我国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在建国60年之内就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国有理由为此而自豪。这种成就主要表现在：1，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促进了性别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义务教育法》等，宣布男女平等，赋予了男女平等享有受教育、医疗、财产、政治参与和就业等诸项权利。2，创造了有利于社会性别平等的环境。全国妇联是中国最大的非政府妇女组织，是妇女问题的主要研究者。她的成立宗旨以及她在妇女工作当中的社会实践，使她本身成为中国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全国妇联为主导，通过一系列的组织网络来支持和倡导平等。这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中国的女性和男性朝着全面平等前进。3，联合国际社会，促进了本国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的开展。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为中国妇女的运动提供了催化剂。中国政府签署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实质性歼灭，承诺将记录和宣传我国在性别平等等各类关键目标方面的进展。中国的各种研究机构也为我国的妇女平等事业提供了巨大帮助和理论基础。4，建国60年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性别平等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妇女参与机会的增多，为妇女自身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特别是政府和公民社会对教育和健康事业的重视，从整体上提高了女性的教育健康水平。

2）存在的问题

尽管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是中国社会现存的一些问题更加值得我们在性别传播中提起重视：1，就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放开，两性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1990年，女性收入是男性的83%，而到1999 年，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70%。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还表现在招工、用工以及升职等各个领域，比如就业中的“花瓶”现象，同工却不同酬，女性升职所遇见的“天花板”效应，等等。2，女性的相对贫困化。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男性走出农村打工，而大部分女性则要么在城市中成为丈夫的附庸，要么留在农村照顾田地、小孩和父母。离开了土地，由于工种和城乡等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女性的相对贫困化。3，教育“市场化”带来了受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据统计，中国现有的两亿四千万文盲和半文盲中，70%是女性。一方面因为越发高昂的学杂费让越多的农村女孩辍学打工，另一方面女孩打工以后可以资助家用以及帮助家中的男孩上学。4，医疗的“市场化”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般来说，女性对医疗保健和服务的依赖性更强。而她们在医疗“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承担不起日常高额的医疗支出。此外，计划生育政策不但导致一些地方的遗弃女婴现象，女孩的医疗保健等相比较男孩也一定程度上为父母们忽视实质性歼灭，得不到更好的照顾。5，女性在参与决策方面进展缓慢。从中央到地方，女性在领导层中所占的比例连年下降。公务员条例中队男女退休年龄的规定——男六十岁，女五十五岁——表面上照顾了女性，实质上却对女性参与管理及提拔不利女性公务员提前退休，既使她们丧失了可能的晋升机会，也直接影响了她们的退休金收入。

二、“实质性歼灭”：你是否注意到了？

本节批判性别传播研究本身对中国女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无情漠视。中国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的性别传播研究，但却既是我国妇女同胞，亦是所有国人所急切面临的重大问题。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女性问题在中国不是所谓“象征性歼灭”的问题，而是“实质性歼灭”的问题。[④]“实质性歼灭”主要是指，未出生的女婴因为非法的性别鉴定，被无情的堕胎、流产；已出生的女婴有些被溺死，有些因为家长对女婴的歧视，使得这些女婴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特别是在需要的时候没有接收应有的医疗救护，而导致死亡。我们的性别传播研究至今对其仍抱有令人吃惊的漠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2000年以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情况更为严重。2000年至2007年这8年里，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全都保持在115以上，近4年甚至在120左右波动。[⑤]

一般认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有三个原因：1，选择性流产；2，溺弃女婴；3，女婴漏报。 2007年《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男性已经比女性多出3700万。而2009年底的人口统计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是1755万人。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相当于有两个北京城的人口都是男性。你能想象走在这样的城市当中的感受吗？你能够想象这样城市的社会状态和治安情况吗？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大原因：1，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2实质性歼灭，计划生育限制生育的国家政策。 而它可能引发的后果则有：1、婚姻挤压；2、性犯罪；3、童养媳；4、换亲；5、买卖妇女。等等。因此，中国的性别传播研究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还不是西方学界的对媒介从业人员、媒介受众以及女性形象的研究——当然这不是说后者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起码首先去关注中国女性的出生权利。如果女性连出生的权力都没有，她们还能拥有什么？所以，我们这里倡导的是对本土、民族问题的审问，以及建基于此的推动、促进和改善。

三、阴阳相生：中国古代典籍是否高明？

本节试图探究中国古代性别观念与西方的本质性差异。我们是否可以寻找到跳出既有性别研究逻辑的“中国模式”？在诸多中国性别传播的基本理念和现实实践中，我们可以首先研究以下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观念与现象。

1）每人兼有阴阳：与西方性别观念之对比

周易、黄帝内经、古代房内考以及中医等思想当中，存在着根源性的阴阳相生、乾坤变易的性别观念。这种观念可以与西方的性别观念甚至现代性世界中普遍流行的性别观念互为他者，为我们思考性别以及性别传播提供新的理论基石。比如张祥龙就曾从哲学根源中指示中西性别理念的根本差异。他认为，“性”（sex， gender）是我们理解某个哲学传统时必须考虑的一个维度；即在哲学思维中有没有对“性别”的意识。在这一基础上中西的性别理念有着以下差异：

（1）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存在论与认识论）中无性别意识，但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这种意识正在觉醒；

（2）中国传统的主流哲理思想（《易》、儒、道、阴阳、兵、法诸家）中有鲜明的性别意识；

（3）有性别意识的中国哲理传统看重相对相济的动态生成关系，并[在儒家中]重视这关系所生成的世代结构，也就是家庭、家族、民族与文化的长久延续。而西方传统哲学基本是反其道而行之。

自然赋予性的区别，结果是丰富多样的世界、人生与性格。中国古代哲人会这么想：没有人能否认日月、天地、阴阳、雌雄的区别，但这区别的真正意义或后果不是规范，而是生成。“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11 章）无阴阳焉有太极？然太极图之阴阳非是“是非”，而是“氤氲化生”（《系辞下》5 章）之“天地男女”，所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曲线柔妙而化意醇厚。[⑥]

同样，在美国汉学家费霞莉看来中国古代的性别观念亦复如此。她认为，黄帝的身体应该首先被看作是古代宇宙生命系统的延伸。阴阳作为互补的双方保持动态平衡，从一极运动到另一极。潜在的一方被认为是“阴中有阳”或者“阳中有阴”。男性和女性在总体功能上是同源的实质性歼灭，他们互相补充作为阴阳的一对。黄帝的身体多数是阴阳同体的，每个人都保持阴和阳的平衡。虽然每个个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阴阳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往往不稳定，很有可能是大多数男性阳刚之气会占主导地位，而女性中属阴的气质会比较占优势。这样，阴和阳在自然身体中被用来命名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⑦]

2）“男子而作闺音”：中国文艺中的性别表征

中国上下五千年漫长悠久的文艺实践中，有着众多的所谓“文化的双性同体”现象。比如戏曲中的交叉发声、交互换装行为，以及中国古代诗词中独特而美丽的“男子而作闺音”现象。尽管这些文艺表征在传播过程中总是难免争议甚至嘲讽，但是历经千年时光它们都灿烂蕴厚地传递下来，成为中国文化永远的经典。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文化的双性同体”现象既从传播的内容，又从传播的历史层面，给我们指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阴阳和谐的道路。

京剧形成的初期，演员多为男性，剧中的女性人物也都由男性饰演，称之为“乾旦”，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演员和观众都习以为常。旦角必须唱出女性的娇媚轻柔，但是真正够水准的旦行演唱，必须以十足的力度劲道运转出娇柔之音，没有浑厚底蕴的娇音必失之单薄。梅兰芳的唱腔令人回味再三，就是因为他声音的宽阔浑厚使得简单的旋律充满了力度，开口见沉稳，落音不飘忽，低音转折仍宽润，高音响遏行云却不至于失之尖细。在这方面，女性扮女性，反而常自叹缺乏先天优势。坤旦出现后，女人演女人，却不循着女性自身特质去发展表演实质性歼灭，而是以前辈男旦为学习楷模，学男性的旦行前辈老师，学“男性形塑的女性”。因此，女演员多半掩盖自身女性特质，转而学“男人学女人”。[⑧]

京剧如此，诗词亦然。清代学者田同之在《西圃词说.·诗词之辨》中说道：“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 比如我们熟知的：

蝶恋花

柳永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男子而作闺音”不但拓宽了文艺创作的领域，从性别视角分析，它还具有以下意义：

1，它部分地说明了人的身体是中性性别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性别的生成是动态的；

2，个体的理想状态是阴阳平衡。只有有利地引导异性别意识的伸张，才会有利于人生的丰赡。

这种双性同体的思想其实在西方也不乏其人。比如荣格认为，在人类学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雌雄双性体，这个双性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为了使个体人格得到健康和谐的成长，应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因素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因素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一定的展现实质性歼灭，否则这些被压抑到意识深处的异性因素的逐渐积累，最终会危及生命主体的存在。[⑨]

3）女书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它流传于中国湖南省江永县的妇女当中。这种文字由妇女创造，妇女使用，由妇女代代相传。2004年，最后一个依靠并使用女书的老人去世，女书作为交际工具的女书时代终结。对女书这种女性交流和沟通的特有媒介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反思当下的性别传播研究。

我们认为，女书书写及其传播的终结，主要有以下原因：

1、性别和地域的局限性：仅在女性中流传；

2、内容的边缘化致使女书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逐渐减弱；

3、女书的流传特色是手写传唱，亲人单独教学。

我们在性别传播研究中讨论女书的局限性及其终结的原因，其亦可作为对性别传播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上述原因分析中，我们不正可以镜鉴地反观性别及其传播研究的当下处境以及未来发展么？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的政策法规、堕产女婴、古代性别理念以及“文化双性同体”等形象的考察，对中国性别传播的政策法规的成就和问题、性别实践中的急迫问题、文艺中独特的性别表征以及古代哲学中阴阳相生的性别理念，都做出了与西方性别以及性别传播研究富有差异性的指示。总之，这一研究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数点：

一、新中国建设60年，妇女在政策、法律、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地位都有很大提高，这恰好可以用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来概括。但是，在就业、教育、计划生育和妇女参与政府决策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些是我们在从事性别传播研究中要引起关注的。

二、相对于西方的“象征性歼灭”，中国的性别传播研究更应当关注“实质性歼灭”这一类实质而严重的社会问题。换言之，我们不能再在这类关键性的问题上保持性别及性别传播研究的失语。非法堕产女婴以及忽略对女婴和婚育妇女的医疗卫生，已使中国的男女比例结构失调，这必将引发重大的系列性社会问题。它也促使我们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的批判性思考。

三、中国古代的性别哲学理念，是我们从事性别传播研究的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开掘的巨大宝藏。它所蕴含的阴阳同体、共生，并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元地面对现代性的复杂世界。它在中国古代众多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以及文化习俗中的历史表征，成为我们性别传播研究用之不竭的现实资源。它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源自西方的“性别研究”互为“他者”，这将极大丰富和充实与之相关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内涵。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文献、社会现象和理论资源出发，也必将逐步创设和建构起我们自身体系性的中国性别传播研究。

[①] 本文为 “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性别传播的研究创新与社会应有》（项目批准号：21103020203）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初稿曾于2010年6月在“媒介与女性研究”硕士课程第六讲中宣讲。

[②] 钟雪萍：《“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③] 以下对中国性别政策的描绘参考了世界银行2002年发布的《中国国别社会性别报告》。

[④] 女性及其利益为大众传媒所忽略、谴责、贬低或鄙视，其生活与兴趣没有得到大众传媒的准确反映。总之，大众传媒没有向我们展示出女性的真实生活，即所谓“象征性歼灭”。参见，Tuchman, Gaye and Daniels, Arlene Kapan and Benet, James（1978）.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Women i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38.

[⑤] 相关数据参见，翟振武：《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人口学刊》2009年第4期；原新：《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

[⑥] 参见，张祥龙：《“性别”在中西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⑦] 参见，费霞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⑧] 京剧与性别的精彩讨论参见，王安祈：《京剧与性别》，《读书》2005年第10期。

[⑨] 相关理论介绍参见，王晓骊：《“双性同体”:唐宋词女性化文学品格的另一种阐释》，《学术论坛》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