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段,同时又是个体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 青少年在认知和社会性方面都取得了进一步地发展,并逐步地实现社会化。人际信任作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内容, 在青少年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大量研究一致表明较高水平的人际信任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建立长久稳固的亲情、友情、爱情关系,从而使青少年更好地发展。先前的研究者在心理学研究取向上, 对青少年人际信任的内涵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并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本研究拟从发展的视角, 对青少年人际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地梳理和评述, 并据此对青少年人际信任的研究趋向作一展望。

2.人际信任

近十多年, 研究者从心理学视角上对人际信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 内容涉及到人际信任的诸多方面,但对人际信任内涵的解读却没能形成一个广泛公认的界定。从我们所获悉的资料显示, 国外研究者对人际信任的界定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 1) 单因素论, 即认为人际信任是由某种单一成分构成。包括①人际信任是一种期望。如:人际信任是某一个体或团体对另一个人或团体的言词、诺言、口头或书面的陈述可以信任的期望； 人际信任是对有关涉及到风险情境的动机的充满信心的积极地期望。②人际信任是意志、信心或信念。如, 人际信任指双方或多方接受风险和对他人敏感的意志；人际信任是个体对他人正直和依赖性的信念。(2)相对论, 即认为人际信任同时具有信任和不信任两个方面, 只是在具体的信任事件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各异。如, 埃森克将信任与不信任作为心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6]； Sacchi 通过因素分析考察了青少年人际信任包括相对信任和不信任、一般不信任和相对信任、一般信任三个因素。( 3) 整合论, 即认为人际信任包含有多个维度和层次, 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如, Rempel 等认为人际信任包括可预测性、可信赖性、和信念三种成分。Rotenberg 认为人际信任是由信任的基础、信任的领域、信任的目标三个不同的维度构成的一个立体结构。国内对人际信任的界定大都是援引国外的定义, 对人际信任的本土化内涵进行研究的较少, 主要有:张建新等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一方在“或合作或竞争”的不确定条件下, 预期另一方对自己作出合作行为的心理期待。杨中芳等认为人际信任是在人际交往中, 双方对对方能履行他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 即相信对方能够胜任自己的托付。彭泗清在对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内涵进行解析时, 更强调关系在人际信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界定分别揭示了人际信任的不同的侧面, 各有偏重, 但同时也忽视了人际信任的其他重要方面。综合国内外的观点, 我们认为人际信任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一方对另一方的能力和道德的确定性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赖感(Feeling of interdependence)。此界定强调了人际信任的三个关键特征: ①人际信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际信任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独特的规律。②人际信任的主要依据是双方的能力和道德水平。能力高低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人际信任程度的高低。③人际信任信任是双向互动。双方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来不断地提升人际信任的水平, 并倾向于发展成为一种类似于特质[17]的稳定心理状态。但是, 这一界定尚需更多的后续研究验证。

3.人际信任发展的影响因素

从我们所获悉的资料显示, 影响人际信任的因素甚多。如Lewichi 等[2]指出影响人际信任的变量涉及到信任者的品质特征、被信任者的品质特征、双方以往的关系、交流过程的特征、双方关系的特征、影响双方关系的结构性环境等。我们主要从三个层面来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评述: 个体层面, 主要是人口统计学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济条件) 、认知风格和人格特质； 人际交往层面, 主要包括交往的时间、第三方的信息；群体层面, 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3.1 个体层面

在个体层面上, 影响人际信任的因素主要是指信任的双方所表现出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条件等) 、人格特质等。Rotenberg 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了人际信任的发展存在同性别模式, 即男孩更信任男孩； 女孩更信任女孩；女孩的信任水平要高于男孩的信任水平, 并证实人际信任的水平在不同年级的被试中存在差异。而Levin 等人的研究]表明受试者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的程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Rempel对性别变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对于女性来说, 人际信任的三个成分(可预测性、可靠性、信赖)之间有强相关, 而男性信任的三成分(可预测性、可靠性、信赖)上有不同的表现。可能女性更倾向于表现出一种整合的信任观念, 而男性则没有。在家庭因素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上, Stein 等人研究了青少年人际信任与出生的家庭规模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青少年人际信任的水平与所出生的家庭大小有关, 出生在较小家庭的青少年比那些出生在较大家庭的人际信任的程度要高。这可能与在家庭中所受到的父母的关注多少有关,即在较小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比那些在较大家庭中出生的孩子能够得到较多的爱和关注,更有可能形成较为稳定和持久依恋。King 对父母离婚与其后代的人际信任研究显示, 尽管父母离婚与其后代的人际信任存在负相关, 但是当把亲子关系质量变量考虑进去时, 这些影响就会大幅减少。无论父母是否离婚, 三种信任( 对父母的信任、对亲密同伴的信任、对其他人的信任)与积极的亲子关系都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 与家庭有关的因素对人际信任发展的作用形式可能会表现地更为微妙和复杂。在人际信任和人格特质的关系上, Anthony的研究发现信任与随和性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与神经质维度存在负相关, 即那些在随和性上得分较高的个体, 常会有很强的合作倾向, 更有可能表现出信任。而那些在神经质上得分较高的人对他人会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这也得到了国内相关研究的证实。郑信军研究认为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稳定性(C)、恃强性(E)、兴奋性(F)、有恒性(G)、敢为性(H)、世故性(N),实验性(Ql)和自律性(Q3)人格特质呈显著的正相关, 而人际信任与聪慧性(B)、怀疑性(L)、忧虑性(O)和紧张性(Q4) 人格特征呈显著负相关。此外, 人际信任的差异还可以反映出个体人格类型的不同表现。在EPQ 上,大学生的精神质、神经质维度上的得分与人际信任有显著地正相关, 掩饰性、内外倾维度与人际信任的水平有着显著地负相关。也有研究者在多重变量中研究了人际信任。Debell 等人深入地考察了6～12 年级青少年的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与人格特质、学习风格、人际信任等变量的关系, 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年级和性别变量的影响后, 场独立性与直觉思维人格变量、谨慎全面的学习风格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 而与人际信任中一般信任的相关则未能达到显著水平。

3.2 人际交往层面

人际信任的形成、发展都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进行的。因此, 人际交往层面上的因素对于人际信任的研究具有更为现实和重大的意义。下面主要评述一下双方交往的时间和第三方的信息对人际信任发展的影响作用。

3.2.1 交往的时间

Lewicki 等认为人际信任是受双方交往时间长短影响的, 即随着两个人彼此的接触和了解,人际关系开始不断深入, 信任由此产生。这似乎与常识心理学的某些内容相吻合, 并能够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是, 最近的一项关于对领导信任的元分析显示, 在相互关系方面, 人际信任与交往长度变量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仅为- 0.01, 这就意味着随着交往长度的增加, 信任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度未必会增加。Levin 等研究证实随着双方交往时间的增长, 我们所作出的信任决定是依据不同的条件的: 在人际关系发展的早期, 我们更有可能依据对方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是否相同或相似) 来决定我们的人际信任程度,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 可信任的行为( 双方具体的行为) 与信任的水平有正向关系, 到了最后,信任双方共享的特征( 如共同的信念、爱好等)与人际信任的程度有显著地正相关。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交往的时间长短与双方人际信任的程度有关, 但人际交时间变量的具体作用方式还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 如情境因素、双方的投入程度等的影响。Ganesan 等人从个体和组织两个水平考察了人际信任( 可信性和仁慈) 与投入的关系, 发现人际信任与投入间存在相关。具体表现为: 与对组织的信任相比, 对个体在可信性维度与投入之间有更强的相关； 而与此不同的是, 相对于个体水平仁慈, 基于组织水平的仁慈能够较好的预测投入。

3.2.2 第三方的信息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双方不仅要关注来在对方的各种信息和刺激, 还会受到与双方有关的其他的信息和刺激的影响, 以形成自己的信任决策。所谓的第三方的信息, 主要是指存在于信任双方自身之外, 但对双方人际信任的信任决断产生影响的“二手信息”。这里的第三方既可以是单一的个体, 也可以是团体或组织, 如工作网络中的同事、社会结构中的第三方、某种结构中的工作团队等。Ferin 等的研究显示来自第三方( 关系网络中的同事、结构的平衡、信任的变通) 的信息同人际关系组织对双方的信任行为发生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 对于处于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少年来说, 其最大的信息源是社会, 最有影响力的信息源是同龄人, 其次才是学校和父母。社会环境对与人际关系的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个体的行为提供机会并限制个体的行为和有利于信息交流。因此, 社会化程度越高的学生, 其人际信任的水平也越高。Rotenburg 考察了72 位父母和50 名6～12 岁儿童的信任的社会融合, 结果显示: 父母兑现对儿童的承诺和儿童对父亲、母亲、老师的信任信念呈显著的正相关；母亲对教师的信任信念与儿童对教师的信任信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此外, 来自同龄人的信息对于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Stein 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青少年信任的水平与青少年每周花的钱而不是挣的钱有关。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那些每周花了较多钱的青少年获得了更多的同龄人的认同, 进而促使其表现出较高的信任水平。

3.3 群体水平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环境中, 社会形态、文化、风俗习惯都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Rotter 等人的研究发现犹太教学生信任的水平较高, 其次是新教徒学生, 最低的是天主教学生。更有趣的是那些父母信奉两种不同宗教的学生比父母信奉同一种或不信教的学生有较低的人际信任。这可能暗含着人际信任的表现形式具有情境的特异性和作用方式的多样性。Kuperminc 等人研究证实, 美国白人、黑人和拉美裔的青少年在人际关系、自我定位和心理适应方面存在相似性, 但是在黑人和拉美裔的青少年对于威胁到自身人际信任的情境会更为敏感。同时, SU Ti- ping 的研究显示中美两国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 美国的学生更比中国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国内学者朴槟和李萍的研究[31]认为中西方信任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诚信的取意轻重不同；二是维系诚信的载体不同； 三是诚信运作的社会机制不同。同时, 还指出中西方信任观差异的根源在于中西文明路径的差异、中西经济结构的差异、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社会制度和文化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 它只有通过不同社会情境中个体的不同的行为来表现出来。因此,研究者在这个层次上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生活背景中的个体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来揭示其潜在的文化烙印。

4. 小结与展望

从心理学研究的结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要远不止先前研究所探讨的那样简单。各变量可能也不仅仅是单独地产生影响, 可能会交织在一起, 共同对人际信任发生作用。已有研究所揭示诸变量作用路径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这些研究结果还没能达成共识, 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论证。鉴于此,我们认为一些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其一、关于早期人际信任发展的作用。Sacchi等研究者]认为人际信任起源于依恋。那些在发展早期获得安全依恋的儿童会在后来的发展中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人际信任。国内学者张咏梅的研究也证实了依恋与人际信任存在正相关。该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范式发现小学4、5 年级儿童的各种依恋类型( 父亲依恋、母亲依恋、同伴依恋) 对小学生的人际信任均有显著的贡献, 其中同伴依恋能够较好地预测小学生的人际信任。但是, 人际信任作为个体交往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心理素质, 是在童年期就已经形成, 还是在童年期才刚刚起步? 人际信任在生命早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童年期的经验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 童年期的信任水平和质量是否能够预测成年期的信任行为的质量? 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对人际信任发展过程深入的研究来不断证实。其二, 青少年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心理学家虽然从个体层面、人际交往层面、群体层面考察了青少年人际信任的诸多影响因素, 但却没能对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给予明确的回答。人际信任的作用方式可能不仅仅表现为变量间的直接作用, 还可能会通过某些中介变量( 如, 交往动机、人格特质等) 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不但会有变量的单一作用形式, 还可能会有多变量的交互作用。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 我们不仅要优化研究设计, 还要完善对变量间关系的剖析,以更好地揭示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其三, 人际信任的干预研究。理论只有真正地用以指导实践, 才能发挥其潜能并得到完善。在人际信任的研究领域也比例外。已有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美国临床心理学家Geller研究了人际信任的内涵, 提出了建立人际信任水平的“ 7C” 法则。该法则涉及到沟通( Communication) 、关心( Caring) 、坦白( Candor)、一贯( Consistency) 、投入( Commitment) 、一致( Consensus) 、个性( Character) 。而国内学者彭泗清研究认为关系运作是中国人建立和发展人际信任的主要方法, 此外, 还会采用法制手段来增强人际信任, 并且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两者可以共存。但这些研究还都仅仅停留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 没能够对人际信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和策略给出确切的答案。未来的研究要深入地研究人际信任建立与发展的具体过程, 揭示其不同阶段的特征。同时, 系统地开展人际信任的干预研究, 探求人际信任的应对策略。如, 如何提__高童年期低人际信任水平的儿童的人际信任；如何使个体在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较高的人际信任等等。这方面的展开必将会进步地扩大人际信任的价值, 更好的服务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