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与经济的正相关性——利益互助

学者张五常则认为二战以后，亚太地区是世界各地区中变化最大的地区，其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促成其经济发展趋热的诸种因素分别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国际交往因素等。其中，文化因素提供一种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其社会功能主要是为经济生产和政治生产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文化与经济的正相关性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对文化的基础保障和促进作用

在经济和文化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是经济为文化的发展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利益保障和丰富的创作源泉，其次还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根本动力、流通市场和价值补偿。经济对文化的需求反过来又刺激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和文化艺术产品的交换，在经济的作用下，文化内部产生的强大驱动力可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如近年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驱动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文化艺术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增强且呈现多元化，这就催生了大量的文化艺术产品通过市场而转化为流通的商品，并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从而实现其经济价值，这也为其再生产积累资金以不断实现自身的经济价值飙升和商业品牌的提升。一些文化艺术产品已经成为商品市场的“价格标志”，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晴雨表，如娱乐产品、艺术品收藏等。正是因为经济对文化发展和进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必然是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以此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文化对经济的引领和扩充作用

在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具有揭示人的本质的特征。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精神文化的超越自然、超越本能的独特性，其缘由是文化起源于人类在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时，又超越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产生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具有创造性、个体性和自由发挥性。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基于文化的视角，文化同经济相比较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真正的精神文化不应该是外在于经济而独立存在的，而是内植于经济之中，它是内化于人的所有活动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而经济是精神文化的外在或物化的表现形式。文化还有着对经济的导引作用，因为就人的本性而言，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却是持续的和无限的。因此，由文化精神需求导引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是合乎社会发展逻辑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理性的智力支持、精神力量和价值导引。这种理性的精神就是社会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满足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文化素质的同时，也提高人们的价值观念。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文化能够在社会中扮演建设性角色，表现创造性思考的个人能力。人们是主体而非客体，不应该因为对外部刺激有着预言性的反应而被塑造。文化在生活方式上、信念系统的教导和社会实践上超越了复制。经历了这一文化过程的那些人有着改变未来社会发展过程的潜力。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一种作为选择性的、动态的、历史的建立在企业家“创新”精神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变化是由潜伏在经济发展之下的技术创新的个体企业家的创造性思想所点燃的。企业家通过创新以便拥有来自于发明但还未被其他对手开发出来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当下一波企业家创新精神毁掉了前一波市场力量，用一种新的暂时垄断代替了它前面的市场成果，其结局就是一种持续的创造性毁坏过程。企业家变成了英雄们，任何毁坏企业家精神的东西一定会威胁到经济繁荣。文化不仅对经济和社会的再生产是重要的，对他们的成长和进化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的发展，最终都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支持。经济发展离不开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先进的文化引领着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和扩充了经济活动内容、形式和绩效。现代文化品牌、文化产业和文化活动无疑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朝阳产业、绿色经济，甚至是某些国家的支柱经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重视文化就是重视经济，抓住了文化也就抓住了未来的经济。

（三）文化与经济的利益共赢

经济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的经济价值共同构建着人类两大文明，规约着人类物质——精神生产及消费，这既促进各自的发展和延续，又导向二者的认同。文化与经济，作为利益载体常常是不离不弃、相互渗透，彼此交织在一起。文化利益的实现总是间接地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发生联系；而经济利益的实现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和文化活动、文化行为息息相关。比如人们穿衣吃饭，本来是满足生理需要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吃色美味香的佳肴、穿时尚前卫的名牌服装，满足健康保健和审美情趣。可以说，这些喜好的追求已经渗透在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各个领域中。人们的精神文化诉求也往往以物质性经济需要的满足为手段，如人们对电影、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作品的欣赏，是追求文化利益的内在动力，这就产生了对电影院、音乐厅、画廊等文化艺术作品的物质载体或附属物的需要，而这些产品是需要用货币购买的，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利益与经济关系。又如：人们对于音乐生活的丰富需要，只有通过增加音乐产品或音乐活动来满足，而这些又造成人们对演出场地、音响设备、服装道具、演奏乐器、唱片CD等衍生物的需求的增长，间接刺激了相关产业链产品生产的增长。作为人类生活的两大必然需求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相互结合形成动力作用，物质是基础力量，文化对经济具有能动、先导和助推的力量。另外，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利益还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追求一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时，必然包含一定文化利益的创造、追求与分享，因为人们的需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自然资源利用的有限性、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等，现代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自然经济了，人们对经济的需求越来越多地发展论坛是通过“人化”的物品得到满足，这些“人化”的物品其实就是“文化”的过程，人们在制造这个物品过程中，已经在其中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利益，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另一方面，在实现一定文化利益的过程中，也常常附带着经济利益的产生或获得。文化利益在流通领域中具有商品属性，并成为文化利益价值一个方面的检测标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文化利益根据供求需要轻而易举地就会转化为经济利益。如艺术家创造艺术作品时是追求一种个人的精神享受，但其作品一旦作为商品交换，他的精神创作和审美价值就会转化成为社会创造、生产的文化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经济、文化需求与追求。

二、文化与经济的负相关性——利益互阻

从古至今，人们无不在追求文化经济价值，并且，这种追求往往与文化经济价值呈超前、延后或同步的状态，这就造成其自身的复杂性及其与周边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就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文化和经济总体上也是呈现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正相关性，但同时也有一些负面的效应。经济发展在促进文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客观上也制约其扩大的内容和质量，影响其个性彰显和魅力特色的表现。经济发展的自成逻辑并不能证明文化发展的自成逻辑，正如生产力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化也是由低向高渐次发展一样。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各自演进规律的去魅，无疑显示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

（一）经济发展破坏文化多样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经济不断地扩充，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破坏文化多样性，增加现代社会的风险性。法兰克福学派曾经指出启蒙文化的弊病，即重视技术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强调征服自然、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等。丹尼尔•贝尔在他的扛鼎之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认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分裂成一个断裂的碎片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并不互相重合，也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它们遵循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为类型合法化，是这些领域间的不相调和造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贝尔认为，经济无限度地追求效益和生产力，是线性的；而文化则是螺旋式发展，通过个人的经验和兴趣，极力张扬个性，追求自我实现。经济的发展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文化的个性，比如，当经济为了追求利益，将文化作品放在车间的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时候，文化作品的个性已经在这种批量化生产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相同的道理，如果放弃这种流水线，那么经济那种不顾一切追求利润的态度就会遇到阻力。因此，经济与文化的利益矛盾便凸显出来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许多方面，如金钱和资本对艺术的侵蚀，文化利益的工厂化实现方式对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的践踏和消解，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造成的对精神文化利益的侵占和支配，使文化艺术沦落为赚钱的工具，也是对人性的挤压和贬损。这是两者作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更贴切地说应该是两者与生俱来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则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所产生的矛盾。

（二）经济与文化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现代经济的片面发展，拜物教的泛滥，破坏了人际关系、人的存在模式。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是为人的幸福的活动，人们首先应该解决衣食住行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在此，恩格斯强调的是，在人类社会的利益结构之中，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始终并存，只是在社会或者说人们的认识中地位不同。也就是说两者的基础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两者的差异性矛盾。经济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常常不同步。19世纪末美国经济是世界第一，但其后约70年时间，世界文化中心一直是在欧洲。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文化中心才逐步转移到了美国，欧洲才开始承认美国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韦伯认为新教主义在十六七世纪的兴起传播，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和商业敏感性。新教主义尤其是以它的加尔文主义形式，开始将工作看作具有固有的价值。努力工作和赚钱是一种伦理必要，以至于懒惰和无目的是对职责的玩忽职守且忽视个人的天职。对韦伯来说，新教主义的新伦理罢免了会扼杀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道德。在新价值之下，维持资本积累、新工作实践和市场贸易变得更加容易。宗教创造出了一种被资本主义所接受的社会环境，为经济组织中戏剧性的变化奠定了基础。韦伯没有宣称新教主义事实上引起了资本主义，但他将它作为其他因素中的重要因素而列举出来。韦伯将宗教带进了经济学，打破了学科界限，在解释经济行为时谈论伦理和职责。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来说，新教价值是矛盾的，因为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就像韦伯所宣称的，它们是为反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反对所形成的。像哈曼和赫尔德这样的作家，他们在德国反启蒙运动之中，从出生就在虔信派以及它对个人精神成长的呼吁中被养大的。新教价值强调宗教和自由个体的长期培养，它能够强调文化思想，且在这些因素中推动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他们具有着很好的双重影响，既推动了资本主义又抵抗了它，但这反映出有比韦伯的画面更复杂的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

（三）文化对经济的批判和限制

一般来说，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马修•阿诺德是19世纪中期的一位突出的资本主义文化学者，他全神贯注于文化以及文化是怎样对社会状况施加影响的。他在《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展示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逆境社会补救措施，被资本主义机械的社会关系所困扰，并伴随着贪得无厌的、俗气的商业心态。尽管工业化带来了物质繁荣，但所有经济阶层的生活质量却遭受不幸，因为商业、工作和物质生产的抢占先机。商业化社会的粗糙构建只能通过自由的、非职业教育来培养市场经济主体的丰润圆满。阿诺德支持一种为所有公民提供自由教育的国家教育系统。他偏爱停留在个人层面，假设培育个人会产生立即的社会效应。他相信一种共同文化会具有社会凝聚力，限制经济和政治个人主义的不稳定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相信通过教育和更好的社会条件能够提升普通工人的角色素质。在欧文看来，人类本性是可塑的，因为人性对外的善恶控制是开放的——因此它才必须被塑造。设计的社会环境是用来保证人们成为有着健康态度的好公民。塑造个人行为似乎是偏执的和独裁的，但它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获得新的能力，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空想家通常批评原子论的个人主义，而秉持一种集体主义者观点——个人没有固定人类本性，它需要在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中成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是社会不平等和分裂的秘诀，因此，它应该被一种新的、有凝聚力的社会所驱逐，这种社会有着存在于历史和不与先前传统一致的计划的文化，且这种文化是需要培育的，文化在此形成了资本主义批判故技的基石。

三、文化与经济利益矛盾的调解离不开政治

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政治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制度保障，文化发展则是社会全面进步的精神动力。政治与经济、文化的利益关系。正如贝尔所说，社会分裂成了技术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三个独立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三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经济和一定的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给其以深刻影响，这已是唯物辩证的固有定理。知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使文化日益渗透到经济、政治生活中，且与经济、政治的选择互为决定、互为条件、互相融合，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任何社会全面进步首先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而文化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精神推动力。同时，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存在也为经济和文化提供了一个载体或依托，使经济和文化有了存在的基础。文化可以说是全方位地渗透、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就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而言，文化或成为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人力资源，或体现为间接的思想指导和深层精神支撑以及社会心态认同，或为经济发展创造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和价值选择，或承担起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在整合功能。在社会整体性结构中，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体现为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三者在发展机制上呈现出了相关性，因而文化的发展必须与政治上的先进性、经济运行的合理性保持一致，才能起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市场的扩张并不是自发的物质和技术的结果，而是被国家嵌入了。市场已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了，它能够扩张进雇佣劳动和金融交易仅仅是在过去的制度被拆除或改变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只有通过政府努力创造和保护市场贸易需要的条件才能保持。理论框架上还要把社会关系考虑进去，就像市场能够被从社会环境中挖掘出来一样，对社会关系的忽视总是会带来一定困难的。到20世纪，资本主义更加粗糙的本质通过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被缓和了。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项目结构上被设计，但社会计划的福利政策的悠然出现是很讽刺的——自由放任主义被计划了，社会主义却未被计划，他的思想主旨是观念和计划对经济事务施加独立的影响，政府通过操控“看不见的手”消融文化对经济的掣肘。凯恩斯在他的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中意识到来自于错误理论构建的观点会造成对经济发展的梗阻，因此需要政治手段去消除障碍。像长期失业这样的问题，凯恩斯观点一旦被政府理解，就可以运用他的政策来解决。鉴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需要依靠生产的新力量和更适合于早期生产方法的旧制度之间的冲突而产生。最终，物质利益成为主流，存在的旧制度被新的与物质生产基础相适合的制度所代替。物质生产是历史的马达，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必须开始于物质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紧张，政治有能力导引文化和意识形态最终统一于物质利益。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两大车轮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现代经济的复杂性表明很少有某种理论具有普遍的相关性。经济由于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相关，不可避免地有物质维度，不能完全按照观点、信念和价值运行。另一方面，文化通常被赋予了理想主义的解释，将它与物质世界分开，但在实践中，文化在它所有的定义中都需要物质支撑。文化思想不应该只依赖主观观点，经济也不应该只依赖物质客体。文化和经济复杂关系可以说不可能没有政治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