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弱国。目前中国有4亿多农村劳动力，粮食生产是解决农村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这关系着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方面。并且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从比较优势的贸易原理看，中国在粮食生产上并没有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那么根据贸易保护理论，我国政府与政策制定者应该积极扶持农业与保护农产品市场，即使在WTO框架下也应该最大限度争取保护程度与范围。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农业的出口近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54%，但进口增长率却有逐年加速增长的趋势，平均增长率为23.65%，这就导致了中国农业从2004年起连续三年出现逆差。[1]也就是说，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出口额有所增长，但进口额增长更快（见表1）。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入世后我国农产品有效关税大幅减低，2005年降至15.1%，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此引出了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政策的制订者并不按遵循经济的常理，其制订政策的依据是什么？这涉及到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此本文试图在中国“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盛斌，2002）的政治基本特征和“国家战略主义”的贸易政策总体特征下，[2（]P377-392）建立一个适合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型，主要是从政治供给方面来考虑中国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它有别于西方分权制衡原则和利益集团的专业化活动，即不符合政治需求模型的假设前提。

二、文献综述

研究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的相关文献主要有以下五类：

（一）政治支持模型

政治支持模型以Stigle（r1971）与Peltzman（1976）提出的经济管制理论为基础。[3（]P3-21）[4（]P211-240）Hillman（1982）指出，关税水平的选择是政府权衡生产者支持与消费者不满时，寻求最优解的一个结果。[5（]P1180-1187）生产者集团提供给政府的支持越多其潜在利润也会越多，相反的，消费者集团给政府的支持越多价格也会越低。政府制订政策的目的是最大化获得的总支持水平。Helpman（1997）将特殊要素模型引入，发展了政治支持模型。[6]Helpman（1997）认为，不同行业的经济特征变量——产出和进口需求对价格的敏感度对贸易保护率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产出水平越高，保护率越高；进口对价格的反应度越低，贸易保护程度也相应越低。

（二）公民直接投票模型

Maye（r1984）用内生的关税形成理论，从博弈的角度探讨了关税的最优化问题，认为贸易政策是大多数对关税水平进行投票的结果，而其关税政策是潜在的要素所有权分配的后果。[7（]P259-273）并且Maye（r1984）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贸易理论，阐述并论证了政治程序和经济结构决定了要素所有权分配到关税政策的路径。

（三）政治捐献模型

政治捐献模型包括选择竞争的政治捐献模型以及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前者以Magee，Brock和Young（1989）构造的模型为代表，后者以Grossman和Helpman（1994）提出的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代售”模型为代表。[8][9（]P667-690）前者分析了若两政党在争取选举概率最大化以便上台执政、公众为“理性无知者”情况下的贸易政策形成机制。“保护代售”模型则研究了政治均衡中不同的保护结构和支持政策中游说集团的贡献，并且讨论了某些情形下游说集团为什么更倾向于让政府使用贸易政策作为转移收入的手段而不是其他更有效率的方法。Grossman和Helpman（1994）认为，在权数及利益集团人数占人口的比例这两个结构参数给定的前提下，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渗透率、进口弹性及有效组织程度。

（四）利益集团博弈模型

Findlay和Wellisz（1982）构建了一个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贸易模型，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游说支出，从而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10]Copeland（1990）对以上游说贸易模型进行了发展，在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中分析了关税博弈下的贸易政策。Shivakumar（1995）探讨了一个三阶段关税博弈模型，结果发现总存在一个子博弈完全均衡：出口国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而进口国选择进口关税或配额政策。尽管存在出口国选择出口补偿或配额的子博弈完全均衡，但在每一场合，出口国政府不实行这个政策是最优的。Rosendorf（f1996）运用博弈论与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自愿出口限制、反倾销、关税与国内政策的关系，认为贸易工具的选择取决于政治特性。[11]

（五）有关中国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献

Bransteer和Feenstra（1999）利用Grossman和Helpman（1994）创造的分析方法与框架建立了一个用来分析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过程的模型。[12]他们认为政府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在FDI和贸易增长带来的社会收益与国有企业因此蒙受的损失与各方面的冲击之间的权衡中制定的，这个权衡体现在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权重上。在此模型中，中国国有企业成为了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利益集团。Grossman和Helpman（1994）利用1984-1995年的数据对目标函数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在目标函数中的权重相对与消费者权重大得多，反映了政府的发展战略考虑并且与中国现实相吻合①。但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中假定地方政府为贸易政策的真正制定者，其目标函数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因此违背了中国中央集权体制这个现实情况。He和Yang（1999）利用GTAP模型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几种方案进行了拟合，借以研究对宏观经济和行业间的产出与就业的影响。遗憾的是，他们都未能提出比较正式的贸易政治经济模型。盛斌（2002）在考虑中国中央集权体制时，将贸易政策视为中央政府政策的权利范畴，具体体现为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中参数的政治经济含义。这个中央集权体制模型也考虑了消费者剩余和企业利润在目标函数中的地位和影响，但主要是从跨行业而不是跨地区的角度来分析的，有利于在实证中对保护结构和水平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和分析。但盛斌（2002）模型主要是从一般意义上通过求解政府目标函数的最大化问题来得到贸易政策变量的均衡情况和若干决定因素。因此，以盛斌（2002）所建立的模型为框架，从政治经济分析角度来探讨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从经验层面解释中国农产品贸易现状，这正是本文的目的。

三、模型的提出

（一）模型的假设

（1）假设中国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供给是无弹性的；（2）假定经济活动中不存在的“免费乘车”现象；（3）假定国际价格是外生的，不考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限制进口方面的区别；（4）需求方面，假定经济体中劳动者（总数为）参与政策决策，其个人偏好是相似的且服从拟线性效用函数。（5）供给方面，假设劳动力和专有要素的供给弹性为零，商品生产中规模报酬不变；（6）劳动力在各部门是自由流动的，基数商品0的投入只有劳动并且投入产出系数和工资率都为1，其他商品的生产则需要劳动和另外一种特定要素；（7）关税率是考虑的惟一政策工具变量；（8）关税转移支付在社会所有个人之间通过基础建设支出等财政性手段进行平均分配；（9）中国政府介于“慈善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之间。

四、经验检验及结论

（一）的现实取值

如上所述，为资源禀赋（劳动和特定要素）的收入相对于关税转移支付和消费者剩余的权重。一般情况下会有≥1，表明政府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加重视生产者的利益（盛斌，2002）。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并且在中国消费一直被压制因此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而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才是真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并且在中国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消费者组织，消费者力量单薄。另外消费者由于人数众多造成了“免费搭车”难题不能对政策决策形成有效的影响。相反的，生产者由于要素收益与自身的密切联系以及良好的组织性，可以通过寻租活动④来影响的权重。的大小还与特定要素在全社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状态有关。当特定要素收入相对平均的分配于个人之间，则值就越大。相反的，若只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则值就越接近1。在本模型中，部门1即农业部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特定要素（一般为资本），而劳动收入即工资是固定的，此时的农村收入分配差距表现为特定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可用基尼系数来表示。而现实中，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扩大，1995年达到一个顶峰，基尼系数⑤由1978年的0.21扩大到0.34，平均每年扩大0.8个百分点。1996年为0.32，比1995年增加了2个百分点。随后差距逐年扩大，1999年、2000年和2003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0.35和0.37。另外，如果按农户人均收入把全部农户分为5组即每组为总样本容量的20%，我们发现2001年到2003年农户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收入比值分别为6.8：1、6.9：1和7.3：1，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从以上两个指标都可以看出中国农业部门的特定要素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分配很不平均。根据的含义及取值规律，我们可以判定≈1。

（二）1的现实取值

1是政府赋予不同部门的特殊要素收入的权数，一般会有1≥1⑥。1表明政府对不同部门的发展是有“战略倾斜”的，例如政府一般会对新兴部门、出口部门、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力度大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反映了不同部门对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游说能力，但这不好量化。但我们可以从游说产生的结果来体现其游说能力以及政府的“战略倾斜”，一般用各部门的财政支出比来表示。

（三）结论：在中国农业部门现行特定要素收入分配状况和政府给予农业部门的特定要素收入权重下，此时政府目标函数最优解即政府的最优贸易保护率很小，这在某些程度上能解释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率很低的现实状况，同时为中国农业部门寻求政策保护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总的来讲，此模型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扩展，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1．考虑各部门游说成本以及游说的反馈与动态效应；[14]2．由于现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一国政策的制定其自主性程度越来越低。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可以甚至是应当将其他国家的干预以及跨国公司的影响考虑进来，共同探讨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3．另外，政府制定政策的同时存在一个实物期权函数，因此可以将实物期权理论引入模型中，结合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来分析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