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毕节试验立足于经济开发和生态建设的有机统一，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自然的概念不仅是其唯物史观的主体概念，而且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不仅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同时也把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来对待。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材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离开了人类，离开了社会，就谈不上生产，同样离开了自然界，离开了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生产也无法进行，也无所谓生产力。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是人类为生存或达到某种目的自觉地在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生产是自然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其中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而自然界是人为了生存必须与之交往的客观实在，他不仅创造了人的肉体，而且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载体和依托，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和关系的纽带。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生态经济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藐视自然。恩格斯忠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一切其他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不是纯粹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而是休戚与共、生死相连、互利共生、和谐共生的关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历史性不是理论上论证的结果，而是实践中发生的自然的事实。自然是历史中的自然，它的本质与人的活动分不开，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再生整个自然界。［2］人类生产应该“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低能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而由于受“人定胜天”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理解主要侧重其社会意义，注重强调其是人类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往往忽视了人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辨证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报复”，也因此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关系，开始畏惧自然、尊重自然，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毕节试验区成立以前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设想，是1988年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时，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在反思贫困和生态恶化两大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目的是用灵活的梯度政策来弥补日益扩大的效益差距，探索喀斯特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试图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开辟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试验区的主题有三个：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主要围绕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联合经济，由以救济式扶贫为主转变为开发式扶贫为主，加快推进横向联合和对外开放，加快岩溶地区的生态建设，控制人口等方面进行试验，以达到近期做示范，长远探路子的目的。在以后的实践中，试验区始终把生态建设和开发开放统一起来，同步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以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耕作措施配套的综合治理，实施了很多大型生态建设工程，如联合国3356工程、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工程、长江中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坡改梯工程、三林一茶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及小流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工程等，在新造林地、疏林地，因地制宜，种植果树，以求短养中、中保长等，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试验成果。20年共植树造林1447余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4.94%上升到35.92%，每年平均上升1个以上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减少7791平方公里，土地侵蚀模数从每平方公里5466吨下降到3389吨。在人口控制方面，努力使人口工作与经济开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协调，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以“人地挂钩”为核心的改革试验，建立了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中心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把计划生育和土地产权收益挂钩，使人们在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中转变生育观念，在利益博弈中体会到人口再生产与自然和生态的关系，从而转变生育和人口观念。试验区人口出生率从1988年的28.09‰下降到2008年的14.31‰，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47‰下降到7.8‰，20年少生了139万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逐步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劳动、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达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需要的目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它为人类社会发展设定了活动空间，但也规定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和界限，人的这种目的性必须和自然条件、自然规律相统一，受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并按一定规律不断运动着，没有孤立发生和孤立存在的东西。这个自然规律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并发生作用，对人类来说有正作用，也有反作用，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既有即时效应，也有迟滞效应。因此人类在为生存和自身再生产进行积极生产实践时，必须把自己置于这个系统内统筹考虑，在正相关与负相关、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即时效应与迟滞效应之间作出选择。

只有这样才会既有利于当下，又惠及长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同样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毕节试验在扶贫开发和恢复生态的长期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坚持经济发展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坚持开发与扶贫并举、生态恢复与建设并进、坚持人口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并重，不断调适观念转变、制度设计和措施跟进，不断进行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组织建设，市场激励，从而规约人们的自身行为，控制不合理的资源消费，寓生态建设于开发扶贫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实现了经济、人口与生态的协调发展，获得了一套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的方法，对指导我国贫困山区解决发展与生态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其深远的实践意义。

二、毕节试验把握商品与市场的有机统一，努力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

人们要生存繁衍就必须进行生产，这便无时无刻不同自然界发生着联系，但这种联系自始至终是建立在人与人联系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共同的利益就会进行劳动交换，这便发生了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这样便有了生产，交换关系便成了联系人们的经济纽带。在这一过程中直接表现的就是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从而决定着社会成员产品价值的增殖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实现资源、产权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因此，马克思强调，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个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通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他们之间的转换并非是社会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是制度层次的选择。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因为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市场发育过程具有梯度性和不均衡性。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特别在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主体，这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后发地区的一个共同特征，与先发达地区之差距，越来越主要地体现在利用市场和发展机会的差距上。毕节的区域性落后实际上也是交换关系的落后，由于贫困在交换条件上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因而不能或很少与外界交换。交换关系的发展是脱贫的基本途径，贫困地区只有广泛和深入地参与交换才能彻底摆脱贫困。从市场商品交换的观点看，生产条件的改进不单纯是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贫困地区改善交换条件的决定方面是培养有效率的组织机制，而不是简单的确定某些项目。因此胡锦涛同志在1988年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认为商品化程度低，价值规律起不了作用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价值规律是最有效的指挥棒，愈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就愈要自觉地借助于价值规律的力量，去推动和激发商品生产的发展。由于我们在价值规律的运用上还不熟悉，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提倡学习价值规律，运用价值规律，上好价值规律这所大学校”。

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不久，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客观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设想，就是在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产物。试验区坚持以改革统揽全局，探索解决贫困问题新途径，致力于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大胆探索和试验一套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政策和新体制，坚决革除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压抑群众积极性的东西，努力创造和形成真正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首先必须是加快和深化改革的试验区，要实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必须改革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僵化体制；要实现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就要改革扶贫方式和扶贫工作；要实现生态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变，就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生态建设。

因此，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动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毕节试验区坚持在改革中试验，在试验中改革，以最终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经济运行市场化，宏观管理间接化，形成市场型经济运行机制。制定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关于鼓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下基层、到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引进人才的暂行规定》、《关于税收管理权限的暂行规定》、《关于搞活金融的暂行规定》、《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补充规定》、《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补充规定》、《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办企业的优惠办法》、《关于改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对改革试验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制度安排。改革计划、财政、信贷制度，从单纯依靠银行信用转变为既充分发挥银行信用职能，又积极发展和活跃地方与民间信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调整所有制结构，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放手发展个体、私营和联合经济，形成全民、集体、个体、联户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在完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试行股份制经营，推行企业兼并、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在农村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引导农民转产转业。

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步伐，按照多渠道、少环节的要求，逐步建立有调控的市场体系。实行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大力发展个体、集体商业，扩大流通渠道；在建立和完善劳务、技术、资金、生产资料、土特产品等专业性市场的同时，逐步开辟产权转让市场；并从试验区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特点出发，逐步建立三省结合部的区域性共同市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些试验中有三项改革在全国具有率先的意义。一是进行了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地挂钩”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试验，这在前面已有所述；二是出台了《关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在当时属于突破政策框架的试验区特殊政策，对于毕节地区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开发扶贫等方面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三是成立了毕节农村发展银行，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金融机构的运作，人们加深了对金融资本要素的理解，对培养现代市场经济意识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制度改革和政策措施，增强了贫困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能力，从而实现了外部制度的内在演进，人们通过价值交换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利益分配，不但解决了贫困和温饱问题，实现了劳动的价值，而且使人们冲破了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冲出大山封闭的苑囿，开阔视阈，思想获得了很大解放，在历史发展的星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三、毕节试验着眼于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以人为本原则，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首先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发展起来。”［6］这表明了人的发展是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到充分发挥自由个性的历史阶段的自然地演进过程。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才会实现，到那时私有财产消灭，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生成人对自我异化的物的积极扬弃，实现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完成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完全的、自觉的复归，使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对这一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在科学发展观正式创立以前，毕节试验一直体现着这样一种理念。胡锦涛同志在1988年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上强调，“全国的所有的特区、开放区都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而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特区、开发区是解决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则是改变贫困面貌，继续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必须对毕节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在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抄照搬沿海开放地区的做法和模式，这不仅仅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决定试验区工作成败的关键问题。”试验区要解决的首先是温饱问题，也就是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只有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主要任务，才能更有条件使贫困问题逐步加以解决。由于历史的因素和制度演进过程的突变，贫困和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结局。正如马克思所说，“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践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别人。

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情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本质的活动。”［7］由此马克思论证了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而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如何实现体现在劳动中的经济平等，马克思并没有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封建主义自然经济而言，是人的发展的历史进步，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言，则是一种对人的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可以通过制度的演进加以克服。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扬了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毕节试验区建立之时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视阈和纬度，他从建立之日起就关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在具体实践中，试验区一直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尊重人与物、价值与科学的辩证统一，既遵循价值规律，又坚持利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既充分利用商品货币手段，又要使之为试验区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富裕奔小康服务；即通过市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又坚持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既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不是片面的单纯经济价值的实现；既坚持共同脱贫共同发展，又关注每个个体的差异和具体生活问题的解决。

从而体现发展的人本化、理性化、生态化，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维护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保证和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一试验在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同时，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也进行了扬弃。摈弃了“经济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用理性的思维和包容的态度回归自然，从总体的、开放的和共生的维度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互相交融、和谐共生，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这样就能为试验区在经济活动中处理人与生产、开发与生态、扶贫与发展、群体与个体、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从而在实践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商品、货币、资本所带来的物化现象的批判，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的原则，完善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